河北足球的至暗时刻 华夏困局无解虽九死但求一生

　　“俱乐部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些困难，所以我也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尽快解决这些困难。”

　　这是河北队——这就是华夏幸福地产控股下的河北省际职业足球队的韩国主帅金钟夫，在8月下旬率队艰难打进争冠组之后，面对外界问询时的倾吐。

　　彼时，金钟夫在连续失去外援、球队欠薪半载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带领河北队战胜上海双雄、杀入争冠梯队，这已经称得上是奇迹。

　　但是职业足球是无法一直依靠奇迹的，特别是在并不那么职业的中国足坛，奇迹就更像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纵使求得也转瞬即逝的罕物。

　　9月22日，河北队重新集结，然而金钟夫及其技术团队的身影已经不见，只有领队郎征和一线队助教王军维系着队伍的训练。

　　一天之后，23号晚间，华夏幸福突然发布重大公告：公司股票将于9月24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当日收盘时，华夏幸福的股票仅为4.01元/股，总市值仅为157亿元——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华夏幸福这家华北地区的龙头房企，市值蒸发了超过80%。

　　河北足球，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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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联赛进程而论，开局送走马尔康和图雷，中期送走保利尼奥，这就是河北队今年面临的现实困境。

　　但是同样在开局，上来一个两胜两平，金钟夫团队倒是从联赛伊始便证明着自己的过人之处。

　　特别是进入8月对阵上海海港的关联战役，在罚丢点球的情况下，球队仍然1比0取得胜利，这也成为金钟夫的得意之作。

　　只是赛场之上的保级成功无法掩盖场外的艰难，就在拿下强大的海港之前，河北队就在负于同样强大的国安赛后爆发了冲突，包括对海港奉献世界波的尹鸿博——本赛季在俱乐部陷入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决定留守的重臣——也在那个阶段站出来公开陈述了球队的经济窘态，以及队员们生活上遭遇的辛苦。

　　有人被欠十个月，有人被欠六个月，有人被欠三个月，还有人连原本应该由俱乐部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都被拖欠。

　　输给本赛季状态并不算火热的北京国安之后，河北队的更衣室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

　　咆哮与怒吼的背后，输球只是导火索而已，根源还是欠薪和俱乐部前途不定给队员们造成的精神折磨。

　　所有人都知道，母公司华夏幸福连续爆雷，河北职业足球确实来到了至暗时刻。

　　其实早在冬天华夏幸福被爆出资金链断裂时，河北俱乐部就已经开始了自救，2月份时俱乐部就多次向河北省有关方面进行了专项汇报，申请河北省以及省里某些市给予扶持政策。

　　进入4月，河北省有关方面牵头召开了“职业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专题调度会”，针对华夏幸福治下的河北足球俱乐部经营困境给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出台俱乐部改革方案。

　　当时的方案包括引入国有资本参与俱乐部经营，鼓励企业继续投资，推动股权混改，推动青训建设和基地建设等。

　　这些，一看便是向河南建业和石家庄永昌两家通过国资进场而得到存活的俱乐部看齐。

　　但问题在于，去年以来，受到疫情打击和房地产业遁入寒冬，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均陷入十余年来的低谷，此时要求国资出手“玩足球”，除非是鲁能泰山那样的拥有雄厚优质资产的球会才能让产权交接相当顺遂。

　　否则，大多数俱乐部经过了金元时代的洗礼，坏账成堆、债务缠身、青训凋敝，加上疫情未去所带来的球市惨淡风险——在如今的国企面前，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们实际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这一点，不论是去年年末四顾茫然的天津泰达和江苏苏宁，还是今年以来恶况频发的广州恒大，都在应证着现实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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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以来，河北省和各市在为这支球队寻觅救星的过程中，曾有过一道曙光的出现：唐山市，准确地说是唐山文旅集团。

　　2月份时，唐山市委市政府携本地大型国企唐山市文旅集团接触河北队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当时有一则衙内文件在燕赵大地疯狂传开。

　　这其中，值得注目的是这样一句话：“按照古江书记‘建议采取政府推动、企业运作模式，引导鼓励民营资本主办’的批示要求，我委联合市体育局、市文旅集团拟于近日………”

　　这位古江书记，指的就是去年年初履新唐山的现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张古江。

　　冬天时不断发酵的“唐山方面从华夏幸福集团手里接过河北足球俱乐部”的政府意志，正是在这位张书记的亲自关切下进行。

　　此前，张古江同志任职河北省政府期间，就是担任分管文体的副省长。

　　对于体育，这位60后大员非常上心且精于产业化运作。

　　2019年9月在河南郑州举行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前，代表河北省政府去看望河北省运动员、教练员与代表团的，就是这位张古江同志。

　　去年10月，走马唐山市委书记的张古江又带队来到唐山文旅集团——河北足球俱乐部未来可能的新东家，观摩了唐山新体育中心项目——河北足球俱乐部未来可能的新主场。

　　当时，唐山市四大班子领导、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全数随这位热心体育产业发展的张书记参加了观摩。

　　那次观摩活动中，唐山文旅集团也向张书记表态：“将会深入贯彻落实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八个发展”要求，强化“项目为王”理念，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精心谋划项目运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文旅力量。”

　　从一系列举措来看，张书记、唐山市府与唐山市文旅集团在今年年初有涉足足球的苗头，并非心血来潮。

　　不为人注目的是，作为河北省第一经济大市的唐山，很早就被确定为全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城市。

　　2019年9月在唐山召开的“全省加快推进足球场地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上，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南湖城市足球广场、唐山新体育中心项目、唐山一中足球场地、丰南胥各庄小学足球场地等项目后，还纷纷发出过感慨：“唐山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足球场地，是个‘足球城市’的样子。”

　　既然自诩“足球城市”，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要拥有一支职业足球队。

　　同时，唐山南湖城市广场等产业，恰恰也是唐山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唐山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大型国企控股下的全资体育运作公司——所打造的足球项目。

　　去年夏天，在张书记的关心下，河北省足球协会还与唐山文旅体育公司就河北省青训足球基地战略计划进行第二次座谈，双方就足球人才培训合作、青训队伍建设、河北足球发展等相关事宜开展了进一步磋商，加强了相互合作关系，确定了项目实施细节。

　　这标志着河北省青训足球基地建设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标志着唐山文旅这家国企正式走到了河北省际足球产业的前台。

　　这一切的背后，“体育书记”张古江的暗影非常凸出，政府出马挽救濒亡俱乐部的又一案例或许很快又要在河北省内出现。

　　然而，唐山市民和河北队的球迷等啊等，等待着这支河北省际职业足球队即将迎来石家庄、秦皇岛、廊坊之后的第四个冀内主场……一切，却在无声无息中仿佛戛然而止。

　　从现实而论，恐怕至少在2021年，唐山市方面承接一支顶级联赛俱乐部、且要承担巨额欠薪，这还是有些不现实。

　　因为在今年，张书记领导下的唐山市委市政府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活动：河北省第五届园林博览会，6月26日开幕，会期115天，10月18日闭幕。

　　自2017年起，河北省每年就在各市轮流举办一届园博会，并以省园博会为载体，着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打造生态修复的示范样板。

　　今年唐山成功拿下举办权，这是全唐山上下本年度最重要的盛会，6月16日时，张古江亲赴开平区调研省园博会和规划设计大赛相关准备工作，他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办好第五届省园博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全面梳理，优化方案，注重细节，确保省园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陪同的阵容也足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洁，以及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旭均参加调研。

　　此时，要求唐山市里再花时间、精力、特别是资金去接收华夏幸福集团手中的足球俱乐部，实在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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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当唐山方面的希望暂时熄灭，目光终归还是要回到华夏幸福集团自身。

　　但是很显然的是，华夏幸福集团的资金困境当前已近乎于无解…

　　深究历史，华夏幸福的问题其实早在2017赛季末就已经出现。

　　当年年末时分，足协杯决赛上海德比的结果就让华夏幸福高层大失所望：联赛亚军上海上港竟然在主场被两个月前还1比6输给自己的申花夺走冠军，这使得联赛第四的河北华夏幸福失去了亚冠资格。

　　今天回头看去，这份打击的重创力度非常之巨。

　　到2018年，虽然球队仍旧大投入引进了马斯切拉诺、姜至鹏、丁海峰和胡人天，但是有两个动作已经反映了集团运营足球风向的变动：

　　① 赛季初，球队的主场从秦皇岛迁址去了廊坊；

　　② 赛季中，佩帅下课，同时总经理付强离任，李君就任新总经理。

　　那一阶段，华夏幸福队仅以4胜3平4负积15分排在联赛第9位，同时足协杯又在16强出局。

　　球队的不正常表现，背后是母集团亦在2018年出现了问题。

　　当年度的7月10日，也就是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高层大换血的几乎同一时期，华夏幸福集团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华夏控股和平安资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双方约定，华夏控股以23.655元/股的价格，向平安资管转让5.82亿股华夏幸福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7%。华夏幸福承诺，未来3三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65%、105%。

　　签下如此苛刻的对赌协议，可以看出彼时华夏幸福对于资金的渴望。

　　三个月后，华夏幸福再发公告，称拟与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就华夏幸福环京区域33.93万平方米住宅用地签署合作协议，暂定交易价款约为32.34亿元。

　　环京土地一共涉及10幅土地，用地总面积为509亩，住宅用地共计33.9万平方米，以上地块均由华夏幸福在2017年9月9日到2018年5月9日间取得，土地价格共计约38.33亿元。

　　亏本卖地、打折卖楼，境遇不言自明。

　　果然，在一个月之后，2018年11月10日，华夏幸福传出“华夏的小镇集团全国400多人和华夏京南集团500多人全部裁掉”的新闻，集团三天裁员上千人的消息也由此在地产圈传播开来。

　　严苛对赌、打折卖楼、裁员自救，甚至退股造车……这些举动都表明了华夏幸福似乎已然出现问题。

　　彼时，截止2018年12月4日收盘，华夏幸福的股价已从当年2月份最高峰的46.88元每股跌到了25.92元，近乎腰斩。

　　其实敏感一些的河北球迷，对这家俱乐部的前景，应当早在2018年下半年就有所察觉并做好心理准备了。

　　4

　　2019赛季，华夏幸福进入中超的第四个年头，已经不再见了2016年的高调张狂，不论是引援动作还是形象公关。

　　特别是，俱乐部开始专注于深耕于青训和梯队建设的转变，也是让河北球迷“又喜又惊”。

　　喜，自然是对投资方重视造血工作的欣慰；但惊，就是由此引发的华夏幸福队资金不济、注资萎缩的担忧。

　　那一年，球队再次经历了换帅。这一次，“物美价廉”的土帅谢峰成了集团的选择。

　　与之配合的，则是贯穿了几乎一整年的“送别大牌外援”+“重用自家才俊”的战略。

　　2019赛季最后一轮比赛中，河北华夏幸福客场对阵武汉卓尔，最终2-1客场战胜卓尔，其中20岁的小将龚秋乐打进反超进球，帮助华夏锁定胜局。

　　在这一场比赛中，两队均派出全华班出战，但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在这一场比赛中还创造了一个纪录：单场首发与替补U23球员人数最多。

　　华夏幸福在这一场比赛的人员排布上共派出10名U23球员，其中首发就有5人：高华泽、张禹、陶强龙、刘径、任威，替补又有崔麟、危常胜、鲍亚雄、许天沅、龚秋乐。

　　这里面，张禹2002年出生，倒数第二轮才迎来自己的中超首秀。此外包括任威、危常胜，2019赛季都没有有过在联赛中出场。

　　替补出场的龚秋乐打进一球，帮助华夏在最后一场拿到胜利完美收官，这场比赛也是他当赛季第二次代表一线队出场。

　　除了崔麟和鲍亚雄最终没有登场之外，河北华夏幸福那场比赛共派出了8名U23球员出场。

　　2019赛季，河北华夏幸福有不少年轻球员在大力重用的方针下脱颖而出，陶强龙就是最好代表，还打进一球，成为第一个在中超联赛有过进球的2001年出生的球员，并且凭借自己的优秀表现入选了国家队集训。

　　同时，那场比赛，华夏还正式告别了拉维奇和马斯切拉诺，这也是这家土豪俱乐部告别一个时代、与昔日的自己相作别的标志。

　　“这场比赛对两队输赢的意义不大，不如给年轻球员出场的机会，我们首发中有5个U23球员，包括两个十七八岁的球员，另外替补登场也有三位U23球员，相信这场比赛对他们以后的提高帮助会很大。但他们还有很多不足，比如对比赛的控制，包括对传球的控制，而且自信心方面也需要提高。希望他们通过这场比赛越来越自信，在以后成长道路上越来越好。”赛后，华夏幸福主帅谢峰如是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足球永远只是受到影响的一个子版块。

　　2019赛季初，俱乐部的母公司华夏幸福集团发布了一则震动国内地产业的公告：华润置地前执行董事吴向东，正式出任华夏幸福CEO暨总裁。

　　其实从2018年10月以来，吴向东加盟华夏的消息就甚嚣尘上，只不过每次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但在2019年2月，尘埃落定。

　　值得注意的是，吴向东空降之前的1月31日，中国平安再次增持了华夏幸福，持股比例超过25%，直逼华夏幸福控股股东王文学。

　　这在当时还引发了足球圈的一些争议，毕竟众所周知，平安集团也是中超联赛官方的赞助商，是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最大的金主之一。

　　同时注资联赛持有者和参与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种变相的“关联关系”。

　　随着平安股权的扩大和吴向东的入主，华夏幸福一些创业元老开始慢慢隐退。

　　王文学此前凭借华夏幸福产业地产的平台而极力拓张的产业和资本版图，也在2019年启动了撤退。

　　吴向东两年前前来操盘的华夏幸福，严格审视，已非三年前的华夏幸福。

　　2016年时，华夏幸福在京津冀售房可谓日进斗金，尤其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更是让华夏幸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河北区域性企业，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网红大牛。

　　那，也是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的“幸福期”，集团对足球项目的输血热情令人惊叹，也确实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广告效应。

　　只不过针对母公司的核心业务而言，到了2019年时，足球带来的回报实在过于杯水车薪了。

　　当时间进入2019年，京津冀楼市依然冷冻，作为华夏幸福主要现金来源的地产收入也随之锐减。

　　早在2018年初时，华夏幸福制定的地产销售目标是2000亿，其中环京1000亿、其他地区1000亿。

　　但至2018年终，按照华夏幸福公布的经营简报数据，2018全年房地产销售额为1297亿元，离年初目标相去甚远，即使加上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310亿元，其总额也只有1607亿元。

　　根据克尔瑞2018年房企销售排行榜上，华夏幸福的销售流量金额显示为1680亿元——从2017年的行业第9，跌落到了第14位。

　　5

　　去年秋天，在住建部与央行指导下，著名的“三条红线”出炉，令一众房企巨头爆雷。

　　三条红线分别是

　　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2）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

　　根据2019年年报数据，华夏幸福系数全踩。

　　同时，“三道红线”全踩的五家房企中，有四家都涉足足球产业：恒大，富力，绿地，华夏幸福。

　　这就是中国足球在今年之所以被称为“冬天”的原因。

　　从现实来看，在“三道红线”被颁布之前，去年4月26日，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罕见现身了集团业绩发布会。

　　一同首秀的，还有另一董事长吴向东，这亦是其加盟华夏幸福一年多以来首次出现在业绩发布会上。

　　两位董事长，王文学坐镇帝都，吴向东拓边深圳，大有南北呼应之势。

　　那个时候，行业人士有言：“王文学之所以现身发布会，与华夏幸福对赌平安，利润达标不无关系。”

　　4月24日晚间，华夏幸福正式公布了2019年业绩报告，实现营收1052.10亿元，同比增长25.55%。其中，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6.12亿元，同比增长24.40%。

　　按照此前集团与平安的对赌协议：未来三年，以2017年为基数，华夏幸福2018年、2019年、2020年净利增长，分别不低于30%、65%、105%。

　　具体而言，2019年华夏幸福净利，须不低于144.88亿元。

　　虽然堪堪超过1.24亿元，压线完成了对赌任务，但这对近年来资金尤为紧张的华夏幸福而言已属不易。

　　2019年，华夏幸福开启新业务战略调整，聚焦“新模式、新领域、新地域”的三新战略，其业务支撑便是吴向东掌舵的商业地产板块。

　　在吴向东心中，2019年既是华夏幸福股东变化之年，亦是战略调整之年，“包括股东在内，都坚定在新业务方面有所作为。”

　　但就目前来看，商业地产业务体量基数较小，且停留在烧钱阶段。

　　如上图所示，2019年商业地产新业务营业收入约0.31亿元。横向来看，同期产业新城相关业务营收1052亿元，两者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

　　同时，商业地产新业务营业成本超过3亿元，营业利润为-2.7亿元，是华夏幸福最不经济的业务板块。

　　实际上，在营收利润双增长同时，华夏幸福销售额大幅下滑却是不争事实。

　　销售额方面，2017/2018两年，华夏幸福销售额还分别有约为1522亿元、1628亿元，但2019年的交易额相较前两年分别下滑了5.6%、12.1%。

　　在签约销售面积上，2019年华夏幸福更是较2018年同比下滑超20%。

　　克而瑞数据显示，华夏幸福2018年权益交易额为1610亿元，排名行业第10位。但在2019年，这一数据则下降为1375亿元，排名榜单第16位。

　　一个棘手的现实是，目前华夏幸福的商业地产新业务仍在亏损，前期投入巨大，这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华夏幸福日趋紧张的现金流。

　　还要看到的，就是债务。

　　2019年，华夏幸福四类有息负债总计约1777亿元，较2018年的1354亿元，大幅上涨31%。

　　按照“净负债率=/净资产”计算，2019年华夏幸福净负债率约为269.4%，而这一负债率在2018年为201.6%。

　　但无论是2018年，抑或2019年，华夏幸福的净负债率都远远高于大多数行业企业。

　　终于，时间来到2021年，这家规模看似宏大的地产集团爆发了债务危机。

　　6

　　今年2月1日晚间，处于风口浪尖的华夏幸福发布了公告，首次对近期的债务问题做出披露。

　　公告称，发生债务逾期涉及的本息金额为52.55亿元，但公司的可动用资金仅为8亿。为此集团于1日组建了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并在各方的协调下以期解决问题。

　　这也是华夏幸福首次官方承认债务逾期问题。

　　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报末，华夏幸福有息负债超过2000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597亿。

　　但同期，公司的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约为367亿元。

　　当时间过去半年后，华夏幸福的困难更加严峻——自2月至今，华夏幸福已先后发布13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公告，逾期债务金额不断增加。

　　2021年上半年，华夏幸福实现营业收入210.68亿元，同比下滑43.63%；亏损94.8亿元，上年同期盈利60.62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额139.6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69%。

　　在6月底的时候，华夏幸福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总和为691.66亿元；而截至到9月4日，则攀升到878.99亿。

　　半年末，华夏幸福集团货币资金余额139.8亿元，其中可动用资金仅7.34亿元。

　　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至6月末，公司总负债3923亿，流动负债3116亿。

　　其中，短期借款267.5亿元，以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789亿元，加上长期借款485亿元，这使得公司承担极大的财务费用压力。

　　公司自述，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特别是2020年年底至2021年3月北京、河北新一轮疫情的影响，以及公司流动性自2020年第四季度出现的阶段性紧张，公司融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产业新城及相关业务、商业地产及相关业务的正常开展均受到一定影响。

　　足球？歇歇吧……

　　跋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队员拼尽全力，表现了很好的斗志。俱乐部还是困难，希望政府尽快解决俱乐部的问题，也可以让队伍的斗志继续保持下去。”

　　这是8月12日河北队战胜夺冠大热门上海海港后，金钟夫的发言，这样的话语让这位韩国教头的形象进一步高大的同时，也无情地刻画着华夏幸福集团与河北足球俱乐部今年以来困窘的处境。

　　正在以青年军备战足协杯的河北队，今年的余下赛程、乃至明年的联赛，还能让球迷们看见这一抹枣红吗？

　　九死一生，但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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